本書是作者王孝廉在日本從事神話研究六年的心得。書中溯本追源，探求若干神話的原始與意義，這是一項艱巨的工程。因為神話所呈現的是一種不斷流動變化的現象，其間牽涉的範圍極廣，主要有宗教觀念、文化環境、共通意識、個人意識和異族接觸等等動因。牽牛和織女的美麗傳說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，它的形成究竟蘊含了那些動因？ 本書可以告訴你詳細的答案。 依作者的看法，中國古代神話一部分流入了政治和社會組織的道德意識裡（書經、論語），一部分流入新起的宗教哲學裡（老子、莊子、淮南子等），一部分流入文學裡（詩經、楚辭等），一部分流入當時的實用哲學裡（墨子），一部分流入歷史裡（左傳、史記、書經），另外極少部份被零星片段地傳承著，由十口相傳而成文記傳（如山海經、穆天子傳等），以一種化石性的機械方式存在著。 神話流入詩中，造成一種飄渺的美感，也往往使一些詩變得晦澀難解，譬如李義山的詩，其...(展开全部)

本書是第一本系統研究中國古代服飾的專著，內容起自舊石器時代晚期迄於清朝，對數千年間各個朝代的服飾問題進行了抉微鈎沉的研究和探討，全書計有圖像810餘幅，近30萬字。撰述多發明創見，言前人所未言。對中國歷史上不同時代、不同階層服飾制度的發展、沿革，以及它和當時社會物質生活、意識形態的種種關聯，做了廣泛、深入的探討，提出了諸多新問題、新見解。其所敍是服飾，但又不僅以服飾論之。從服飾這個載體，窺見中國歷代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、民俗、哲學、倫理等等諸多風雲變遷之軌跡。

在党中央号召之下，作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学术门类的金石学在近年来焕发新春，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。其中占据大宗的中国古代墓志文献，又是研究热点和前沿之一。本书邀请了国内外学术界墓志研究领域的四十名专家，就墓志研究进行深入论述。全书分为上、下两编，上编为“通论”，按时代顺序收录历代墓志研究综述，下编为“专题”，为墓志专题研究成果。本书的出版将在为当代金石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的基础上，努力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，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

在党中央号召之下，作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学术门类的金石学在近年来焕发新春，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。其中占据大宗的中国古代墓志文献，又是研究热点和前沿之一。本书邀请了国内外学术界墓志研究领域的四十名专家，就墓志研究进行深入论述。全书分为上、下两编，上编为“通论”，按时代顺序收录历代墓志研究综述，下编为“专题”，为墓志专题研究成果。本书的出版将在为当代金石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的基础上，努力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，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

廿、卅年代，中國古史捲起疑古的風潮，只要文字上沒有清楚記載的，一概在懷疑之列。但徐炳昶先生卻不同意這樣的觀點，他認為古代的傳說雖口耳相傳，時久容易失真，可是它們大約都有歷史的事實為核心，並非子虛烏有。他以科學研究的方法，並實地從事考古的調查與發掘，審慎的處理這些歷史材料，剝開它們神話的外衣，還原歷史的真實。本書初版於抗日戰爭初期，一九五八年曾予增訂。增訂至成，雖已四十餘年，但作者當時所提出的假設，和對這類假設所作的辨證，很多因地下文物的出土，而得到驗證和補充，可見作者的先見之明。

廿、卅年代，中國古史捲起疑古的風潮，只要文字上沒有清楚記載的，一概在懷疑之列。但徐炳昶先生卻不同意這樣的觀點，他認為古代的傳說雖口耳相傳，時久容易失真，可是它們大約都有歷史的事實為核心，並非子虛烏有。他以科學研究的方法，並實地從事考古的調查與發掘，審慎的處理這些歷史材料，剝開它們神話的外衣，還原歷史的真實。本書初版於抗日戰爭初期，一九五八年曾予增訂。增訂至成，雖已四十餘年，但作者當時所提出的假設，和對這類假設所作的辨證，很多因地下文物的出土，而得到驗證和補充，可見作者的先見之明。

本書構畫「忠」概念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演變，並嘗試藉此闡明其功能與特質。在春秋到戰國早期的政治思想中，「忠」和「忠信」概念對於國家社稷的生存幾乎是最高價值，而且到戰國中期更具有涵蓋「天下」的普遍性。然而在戰國中期以後，道家與稷下思想家如慎到等人開始批判「忠」的價值，並且將原本以道德動機為主要內涵的「忠」概念、轉變成以個人利益為主要實踐動機的「忠」概念。面對此趨勢，戰國晚期的《荀子》和《呂氏春秋》都試圖重新界定「忠」對國家運作的正面價值，而《韓非子》雖然基本上接受稷下學者之「反忠論」，但還是肯定「忠臣」是國家社稷安定的關鍵角色。本書也對中日韓及歐美學者過去研究「忠」概念的成果有詳細評述。

本書構畫「忠」概念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演變，並嘗試藉此闡明其功能與特質。在春秋到戰國早期的政治思想中，「忠」和「忠信」概念對於國家社稷的生存幾乎是最高價值，而且到戰國中期更具有涵蓋「天下」的普遍性。然而在戰國中期以後，道家與稷下思想家如慎到等人開始批判「忠」的價值，並且將原本以道德動機為主要內涵的「忠」概念、轉變成以個人利益為主要實踐動機的「忠」概念。面對此趨勢，戰國晚期的《荀子》和《呂氏春秋》都試圖重新界定「忠」對國家運作的正面價值，而《韓非子》雖然基本上接受稷下學者之「反忠論」，但還是肯定「忠臣」是國家社稷安定的關鍵角色。本書也對中日韓及歐美學者過去研究「忠」概念的成果有詳細評述。